《围城》城外的人想进去,城里的人想出来
引言
1947年,一部名为《围城》的小说在上海悄然问世,却如同一枚深水炸弹,掀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巨浪。
作者钱钟书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为主角,用辛辣的讽刺与幽默的笔触,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、精神困顿与情感纠葛,浓缩成一面照妖镜——镜中既有“围城”内外的人性挣扎,也有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荒诞图景。
这部作品甫一出版便被禁绝三十年,却在海外声名鹊起,被译作英、法、日等数十种语言,2005年更登上Penguin Classics殿堂,成为国际公认的现代文学经典。
它不仅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,更以“新《儒林外史》”之名,让“围城”二字升华为穿透时空的生存隐喻。
经典句子
“婚姻是一座围城,城外的人想进去,城里的人想出来”
这句诞生于赵辛楣与方鸿渐的深夜对谈,道破了人类永恒的悖论:对未得之物的渴望与对既得之物的厌倦。
书中三对婚姻(方孙、苏曹、赵汪)无一不验证此理,而杨绛在扉页补刀:“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”。
“流言比流感蔓延更快,比流星能量更巨,比流氓更恶意,比流产更摧心”
方鸿渐在沪上社交圈屡遭中伤时,作者以排比递进撕开人性阴暗面。流言的破坏力在于其无根无据却直击人性弱点,恰如当今网络时代的谣言狂欢。
“忠厚老实人的恶毒,像饭里的砂砾”
方父表面儒雅,实则用孝道绑架儿子人生;李梅亭满口仁义,暗地克扣公款。钱钟书戳破“老实”面具:伪善者的恶,往往带着猝不及防的刺痛。
“文凭是亚当夏娃的树叶,遮羞包丑”
方鸿渐的克莱登假文凭,讽刺了知识界的虚荣。今日职场中的学历崇拜与证书通胀,恰似这枚“树叶”的当代变体。
“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行”
赴三闾大学的颠簸旅途中,李梅亭偷带药品倒卖、顾尔谦谄媚逢迎。
钱钟书借旅途为熔炉,炼出知识分子的真面目——所谓风骨,常败给一斤红薯的实惠。
经典场景:困局中的众生相
▍归国演讲的闹剧
方鸿渐受邀在家乡中学演讲“西洋文化在中国”,临场胡诌“鸦片与梅毒促进文明”,引得满座哗然。
这场景如同一场黑色喜剧:留洋镀金的“精英”腹中空空,听众却将猎奇当深刻。
钱钟书在此撕开知识崇拜的虚妄——当文化沦为装点门面的符号,荒诞便成了常态。
▍三闾大学的派系倾轧
这座战时迁往内地的“最高学府”,教授们不争学问争职位,学生攀附权贵混文凭。
方鸿渐因未站队遭排挤,最终在“师表尊严扫地,斯文不如扫帚”的现实中仓皇逃离。
知识分子的清高,终究敌不过一碗糙米饭的现实引力。
▍婚姻围城的坍塌
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始于算计与妥协:她以柔弱为饵,他以逃避为盾。
婚后的琐碎争吵中,孙柔嘉的歇斯底里与方鸿渐的冷漠逃避,将“金漆鸟笼”砸得粉碎。
最讽刺的是,二人争吵时,连钟摆声都成了“对人生的嘲笑”。
深入分析
▍钱钟书的双重透视镜
出身无锡书香世家的钱钟书,自幼浸淫典籍又留学牛津,比同时代作家多了一副“中西双焦镜”。
他亲历民国知识界的浮华(如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生态),更在沦陷上海目睹文人软骨病。
方鸿渐买假文凭的窘迫、苏文纨以诗钓婿的算计,皆源于作者对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冷眼旁观。
▍1940年代的精神荒漠
抗战烽火中,传统士大夫精神瓦解,西方启蒙理想破产,知识分子陷入“双重脱嵌”。方鸿渐们带着虚妄的优越感归国,却发现连谋生都成问题。
这种“悬空状态”在小说中具象化为职业、婚姻、社交的三重围城——无处可逃,无路可退。
▍存在主义的东方注脚
当方鸿渐感叹“人生万事都是围城”时,钱钟书已触及存在主义的核心困境:自由选择与责任重负的永恒矛盾。
这种哲学高度,让《围城》超越时代讽喻,直指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。
尾声
八十年后再读《围城》,职场中的“内卷焦虑”、婚恋市场的“条件匹配”、社交媒体的“人设狂欢”,无不是新时代的围城景观。
钱钟书早已预言:当物质丰裕取代战乱饥馑,人性的怯懦、虚荣与迷茫依然如故。
但《围城》的伟大,不仅在于揭露困局,更在于提供解药——那只结尾处“落后五个钟头”的老钟,恰似一记棒喝:与其在“进城出城”中循环焦虑,不如直面此刻的真实。
毕竟,“围城”内外皆是修行道场,而破局之道,或许就藏在方鸿渐始终未拆封的那本《庄子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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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
《白鹿原》